:别克昂科雷-王毅会见韩国外长赵兑烈

义乌小商品城福田市场全景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买全球，卖全球；

汇集210万种商品，联动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

年出口总值突破5000亿元，商品远销233个国家和地区；

每年纷至沓来的各国外商逾50万人次；

拥有市场主体110万，关联拉动全国3200万人就业；

……

这就是义乌。义乌最著名的标签有两个：市场；最大的市场。

义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是义乌？自1982年降生，与40余年义乌市场成长史相伴随，这样的追问从未停歇。

从现有资料看，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Mazur博士，可能是第一位“意外”关注到中国专业市场的西方学者。1987年5月，这位能讲一口流利中国话、还起了个中文名字的“马紫梅”博士站立在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她惊叹“不亚于看到了一处从未发现过的异域文明”。马博士一口气问了一连串的“why”——为什么美国在工业文明初期，没有出现过像义乌小商品市场这样的超大型专业市场？为什么一场前所未有的专业市场浪潮，会偏偏出现在20世纪末的中国？而在中国，最大的专业市场又为什么出现在了过去并不出名的义乌？

差不多20年后，2008年7月，马紫梅博士的芝加哥大学同事、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98岁高龄的罗纳德·科斯教授，在芝加哥大学主持了以“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主题的论坛。这次会议被认为是过去数十年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改革最为认真的一次讨论。科斯自掏腰包，邀请了包括来自浙江的数十位中国学者，他对发生于中国和浙江的巨变充满好奇。

在论坛最后一天的总结演讲中，科斯希望所有人都能持续关注中国的经济变革。在他看来，中国对世界的意义重大。“为中国而奋斗，就是为世界而奋斗”（The struggle for China is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

“最大的市场”义乌，无疑是科斯所热切关注的有关中国变革的优质的区域样本注解。但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间，各地市场的蜕变和崛起风起云涌，义乌不是唯一的、却是最成功的市场，那么，义乌究竟做对了什么？企图机械地学习、复制“最大的市场”既不可能亦无必要，什么才是义乌样本背后最具共性意义的东西？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在长期追踪采访、调研中，一个基本的判断和结论愈加清晰起来：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下的辩证关系的探索和富有成效的实践，是义乌之所以成为义乌的关键与本质。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

义乌是“最大的市场”，但义乌的意义不只是最大的市场。

一

政府与市场辩证关系的缘起甚至激辩，不是源于义乌，也不是源于中国改革，而早已穿越百年。 

数个世纪以来，关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西方理论界一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经济学流派：一是以亚当·斯密的巨著《国富论》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理论，强调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与自由调节的市场经济力量；二是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强调加大公共投资及公共消费支出、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拉动社会总供给及社会总需求的政府行为力量。在很长时期和很多情形下，自由市场理论与国家干预主义理论被认为是各行其道、水火难容。

1978年伊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发端于告别政府决定一切的计划经济，从犹豫摇摆进而坚定地拥抱了市场经济。纵观中国改革史，许多改革目标都是局部且阶段性的，唯有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认知及变革贯穿始终。其意义和重要性在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左右中国改革的路径、方法乃至方向。

正是在全球现代市场经济思想演变和中国改革逻辑追寻的视野下，义乌故事的意义才能得以充分显露。